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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管理创新,养老目标基金与普通基金有什么区别

日期:来源:养老基金管理创新收集编辑:理财产品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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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么是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

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是指雇主支持的养老金计划,员工退休、或丧失就业能力后可按工龄、职位等因素,确定一个固定的(可按通货膨胀率调整)退休津贴数额,通常按月发放直至受益人去世。这类养老金计划对员工无需支付罚款提取资金的时间及形式有限制。

我国现行养老方式与政策有哪些?

  2010年10月28日,历经三报四审的《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普遍认为,《社保法》的颁布,对于规范社会保险关系,促进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加上既已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等,多种原因错综交叉造成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渐呈现“碎片化”趋势,统一立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上述背景,《社保法》准确地把握了与国情相适应的立法口径,即在坚持中央统一部署的同时发挥地方积极性,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的同时预留改革发展空间,保障法律稳定性的同时兼顾了制度弹性。

  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的,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权利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结构转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发展阶段,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更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概述

  《社保法》全文十二章九十八条,较全面涵盖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其中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立专章共十三条,搭建起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法律框架。

  具体到养老保险制度层面,《社保法》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一、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覆盖所有劳动者,其覆盖范围包括职工、个体工商户、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等等,其中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研究中,具体将由国务院规定;二是通过法律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和基金筹资方式,即明确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各项养老保险基金缴费由用人单位、个人以及政府三方共同承担,同时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由政府承担兜底责任;三是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账户归属,原则性规定了各自的缴费比例,而具体比例可由国务院根据统筹的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四是就个人账户养老金予以专项规定,具体包括个人账户养老金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等等,但对于个人账户是否做实,如何确定记账利率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管理模式,并未明确规定,这为日后个人账户做实及市场化投资运作预留了政策调整空间;五是规定了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并将养老金待遇水平同缴费年限和个人缴费等挂钩,但是对于养老金计发方式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等,保留了政策调整的弹性空间;六是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支付条件,确定最低缴费年限为十五年,同时对缴费不满十五年的个人提供多项制度选择;七是明确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可转移接续,缴费年限累计计算,退休时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八是明确国家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九是规定了社会保险费的统一征缴制度,但征缴主体、具体步骤和办法仍交由国务院制定;十是对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现全国统筹以及社保基金的预决算、投资运营和信息公开予以明确,未来涉及社保基金如何实现保值增值的投资运营规定,授权国务院具体规定。

  立法原则和制度创新

  通过对《社保法》的上述解读,可以透过立法脉络较为清晰的把握其立法原则。同时,《社保法》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方面亦有重要突破。

  1、《社保法》贯彻落实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社会保障制度和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了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本方针。

  2、统筹城乡,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保法》将城乡各类用人单位和居民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中,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纳入其调整范围,力争实现全体公民在养老方面的基本保障。

  3、公平效率相结合,权利义务相对应。《社保法》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在优先体现公平的前提下搭建普惠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加大社会再分配力度;同时坚持权利和义务相适应原则,将养老保险待遇同缴费年限和个人缴费挂钩,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可予转移接续,适度体现出制度激励和引导。

  4、搭建框架,循序渐进。《社保法》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立了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制度,并突破性地明确了将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同时在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待遇水平、个人账户做实、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等方面作出弹性或授权性规定,相关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

  5、强化政府职能,体现公共责任。《社保法》明确了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所要承担的财政支持、行政监督和公共服务等公共责任,同时通过创设性立法、授权立法等途径进一步规范了政府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的行政职能。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从1994年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到2010年10月正式通过审议,社会保险法的立法之路足足迂回跋涉了16年。作为一部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律,《社保法》所予调整的各个方面均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和议论。下面,就结合《社保法》所确立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展开几点延伸性思考。

  操作性有待检验和完善。作为《宪法》和《劳动法》的下位法,《社保法》应该更具有操作性,但大量授权性条款的存在,使得具体操作条款下降到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级别,未来如国务院、省一级人大及政府的授权立法动态将引发公众关注,而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补充性立法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操作性将有待进一步检验。如《社保法》规定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务院规定,其中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已于2008年2月起配套推行,相应的职业年金试行办法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中。根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透露,未来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后,公务员的补充养老保险也将属于职业年金范畴。

  养老保险制度侧重强调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未予充分体现。如前所述,作为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的重点,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在《社保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做大社会保障性资金的总量规模、推进社保可持续发展并未得到进一步体现。从发展的角度看,考虑到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客观需要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发挥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以适应不同经济条件的企业的需要,满足职工不同层次、不同水准的多种保障需求的需要,使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起到保障生活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另外,政府承担制度转轨和制度改革的成本巨大,从中长期规划来看,有效缓解方式便是大力发展二、三支柱,特别是通过进一步的税收优惠政策发展企业年金。

  社会保险基金宜通过市场化管理,委托专业养老金管理机构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费形成,是一种公共性资金。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主要是储蓄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不足2%,难以抵御通胀压力,保值增值的意愿十分迫切。《社保法》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由国务院规定其投资运营,这就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体制改革预留下制度空间。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性质特殊,确保资金安全是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保险基金在风险控制和保值增值之间寻求到平衡收益,企业年金市场化运营管理模式是可资借鉴的有效途径。企业年金和社会保险基金在资金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共性,专业养老金管理机构的稳健投资风格与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也是一脉相承。

  结语

  《社保法》的颁布,真正促使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全面迈入法制化轨道,整体法律框架的确立将带动一系列单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这对于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保险工作特别是养老保险工作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从长远规划来看,为贯彻落实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方针,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是什么

  中国老年保障:亟待分层次走路

  自我保障层次:家庭或自我保障构成了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基础或第一层次,是国民自己(或者通过家庭)对自己的养老问题直接负责的方式,其经费来源于家庭或个人的储蓄。现阶段的绝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实际上均只有这一层次的保障。家庭或自我保障不仅符合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格局及法制规范使然,从而是值得肯定并继续发挥的老年保障机制。在这一层次上,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可以通过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来维护甚至放大家庭保障的功能,社会化的老年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推进应当有利于巩固这个基础。

  政府负责层次: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构成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第二层次,政府是这一层次的直接责任主体,制度的出发点是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经费来源于税收,待遇标准与工资脱钩但与物价水平挂钩,并随着整个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它体现着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是显具公平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同时,政府负责的贫困救济制度(中国现阶段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覆盖着老年贫困人口。

  政府主导、责任分担层次: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构成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第三层次,它同样由政府主导,由雇主与劳动者分担缴费责任,待遇标准因与劳动就业及缴费相关而存在着差异,从而是兼顾公平(政策统一规范、统一的税制优惠与雇主分担缴费)与效率(与个人工资水平与缴费年限直接相关)的制度安排。政府主导且由社会分担责任的老年保障机制还应当包括老年福利体系。

  单位负责层次: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或非企业单位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等)作为职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第四层次。在这一层次上,政府会鼓励单位提供补充养老保险,但不会干预企业及其他单位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自主权,其经费既可以全部由雇主提供,也可以由雇主与劳动者分担,它服从单位的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需要,从而应当属于单位负责的保障层次。

  市场提供层次:商业性人寿保险以及其他通过市场获得的老年保障,构成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第五层次,它由市场提供,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来完成,实质上仍然属于个人自我负责,只不过与家庭或自我保障相比,市场提供的方式具有了社会化的意义。

  与世界银行提出的中国养老保障三支柱建议相比,上述五个层次显然是有重大差别的,但它们确实能够构成当代社会完整的老年保障体系,不同的层次所起的作用虽然不同,却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新制度的多层次取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直接负责的部分,因为总有一部分人口是不能被政府负责的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或完全覆盖的,而有一部分则还存在着更高水平养老保障的需求,国家需要在多层次原则的指导下,考虑整个老年保障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合理组合。

  首先,需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架构进行合理定位。在上述老年保障体系中,能够强制实施的只能是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与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因此,这两项养老保险可以组合成中国未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当然,由现在的统账结合模式向这一目标发展,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逐步推进。

  其次,需要合理确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目标。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基本养老保险只解决老年人自己的经济保障问题。所谓基本经济保障,应当综合考虑当时的平均工资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及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尤其是人均消费性支出与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基本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更是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以2000年为例,城镇每一就业者的负担人数为1.86人,职工平均工资为937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4998元,恩格尔系数为39.18。对这一组指标可以作如下分解: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包含了所负担的人数的需要,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了家庭或个人储蓄的需要,而对于退出劳动岗位的劳动者而言,从理论上讲是不再具有赡养他人的负担和再度储蓄的需要的。而 200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39.18,应当属于小康型或舒适型生活了。因此,以恩格尔系数为40%左右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依据来确立基本养老保险水平是较为合理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则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水平只要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的 53.33%(4998÷9371),即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之和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的53.33%,就能够维持现阶段老年人正常体面的生活。如果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平均工资、人均消费性支出再进一步提高,恩格尔系数再持续下降,则替代率还可以适当降低。因此,50%左右的替代率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目标。

  然后,需要确立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机制。国际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现收现付模式,支撑它的是养老责任在群体之间的代际转移,即下一代人承担对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一种是完全积累模式,它实现的是个人责任的纵向平衡,即自己年轻时积累资金并对自己的养老问题负责。对中国而言,现收现付模式不能应付已经出现并在未来半个世纪必然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而完全积累模式必然导致一代人承受双重负担且存在着缺乏互助互济功能的内在缺陷,因此,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便不可能是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而是必须从部分积累制寻找出路。不过,理论上的单一层次制度安排中的部分积累模式还未有真正成功的实践,而中国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通过两个层次的制度安排来构建特殊的部分积累模式。

  毫无疑问,通过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确保劳动者退休后有基本的收入保障和正常体面的晚年生活,既是解除国民养老后顾之忧和确保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

  政府职责:合理划分边界

  从国际范围考察,各国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直接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虽然在个别国家存在着养老保险私营化取向,但并非是政府负责的终结,而是政府承担责任方式的一种力度较大的调整。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规律性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出发,采取单一的私人养老金制度,就像采取单一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一样,肯定最终是要失败的。因此,建设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时,关键在于明确界定政府的责任。

  政府负责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是解除国民的养老后顾之忧并确保老年人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前述多个层次构成的老年保障体系中,政府的责任并非是独立的,而是既集中又分散,但到底承担什么责任却应当是明晰的。

  政府负责的重点在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普惠式的国民养老保险无疑应当由政府承担起全部责任,它通过国税的方式来解决资金供给问题,并采取现收现付 (即实现年度平衡)的财务机制;在差别性的职业养老保险中,应当努力追求自我平衡 (不是年度平衡,而是长期或者周期平衡,如以一代人即4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政府承担的是对公务人员的(雇主)缴费责任、承担这一养老保险制度的管理与运行成本拨款责任、保证这一养老金获得最低回报率的责任。政府对这两种养老金承担责任,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全、可靠的根本保证。

  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承担直接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层次的养老保障没有责任。例如,在家庭或自我保障层次,政府就可以透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来维护家庭稳定并放大其承担养老责任的能力。在单位负责的老年保障层次(即补充性养老保险或企业年金),应当取决于单位的发展战略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需要,但如果政府认为值得鼓励,可以通过适度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来加以引导;在市场提供的老年保障层次,则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与市场竞争,政府可以通过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来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充分肯定统账结合模式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创新性的同时,有必要认识到这种制度还存在着调整与发展的必要。首先是在现行制度结构中,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因统账一体造成职责不清,进而导致统筹账户透支个人账户基金已经使制度变形,因而自2001年7月1日在辽宁进行的新一轮改革试点已经走向统账分离——社会统筹基金与人个账户基金分账管理。其次,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作为一个层次的制度安排,要求整体推进,而劳动就业格局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非正规就业人数逐年大幅增长,这种格局造成现行统账结合模式要么难以推进,要么成本高昂。可见,已经流行的非正规就业是现行统账结合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应对的新的并且是长久的挑战。再次,这种制度虽然现阶段只覆盖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却不能将农村劳动者尤其是已经非农化的农村劳动者排斥在外,城乡劳动者不仅在解除养老后顾之忧方面的需求日益趋同,而且必然要求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障权益。因此,目前的统账结合模式养老保险制度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劳动者对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需要。

  有鉴于此,本文主张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分解并发展成为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辽宁试点中的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分账管理已经为这种制度调整创造条件。如果做这样一种调整,则既能够解决现行制度所遇到的问题,亦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劳动就业格局发展变化的需要。

  毫无疑问,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即在统账结合模式的基础上,促使其向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发展。而补充性养老金(企业年金)显然还不是目前整个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与发展的重点所在,它应当在已经搭建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平台上发展。如果在缺乏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下过分推进补充养老保险等的发展,必然导致制度构建中的混乱。

  在统帐结合模式向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组合模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明确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界限,以及重新确定有关各方的责任尤其是缴费负担。

  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和独生子女双就业格局的形成,对老年人而言,仅有经济上的保障依然不能解除其后顾之忧,服务保障将日益成为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必需晶。因此,在建设主要提供经济或收入保障的养老保险制度时,宜适时推进老年服务保障的发展。如建立健全的社区服务网络,可以承担发放养老金、管理退休人员和满足退休人员对社会服务的需要的责任。同时,一个完善的老年服务系统,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劳动岗位,更可以直接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从而是一举数得的举措。

  统一决策并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进程中,有必要吸取以往改革中分散决策与管理权限分割并导致诸多不良后遗症的教训。

  一般而言,养老保险制度应当由立法机关在广泛讨论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立法来确立,国家立法机关是这一制度的最高决策者。但在立法规范的条件下,对养老保险具体政策进行修订与完善的责任,却应由养老保险主管部门来承担;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设计亦应由养老保险主管部门负主要责任,多部门可以参与协商,但决策的权力却不能分散。否则,必然会出现混乱并导致政策权威受损的局面。

  在管理体制方面,虽然1998年对职能部门的分工已经明确,但并不等于管理体制已经完全理顺。养老保险主管部门的权力实际上受到其他部门的极大牵制,如一国之内两套征缴养老保险费的系统并存就是部门牵制的直接后果,将国有股减持与社会保障基金直接挂钩进入证券市场并遭遇失败亦有着证券部门牵制的影子在内,而中央有关政令不能在地方畅行亦是受到地方政府牵制的结果,等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养老保险制度的管理体制。基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性的要求,必须确保养老保险土管部门管理的权威性。

  强调统一决策、权威管理,并不是排斥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是为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惟有如此,各部门的职权与责任才能统一,养老保险主管部门也才能真正承担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成败责任,并促使其积极、主动、审慎地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负责,而这恰恰是这一制度健康发展的组织保证。

  对历史欠账需要明算账、细分账

  养老保险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项目,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积累型保险制度,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而且直接为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服务,从而需要保持地区间费率负担水平的公平并尽可能提高统筹层次。目前省级统筹难推开,各地费率高低差距大,地区之间利益矛盾加剧,部分地区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以及部分地区个人账户空账运转等,并非是新制度造成的,而是在新、旧养老保险制度转型中因计划经济时代中老年职工缺乏养老金积累而形成的历史欠账造成的。因此,对历史欠账进行明算账,同时进行责任分解、多途径补偿,客观上已经成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建立并实现良性运行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方面,国家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的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为此:一是确定需要补偿的对象群体,限定为国有单位职工,包括已经离退休的职工、即将退休的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已工作的职工,由此计算出需要补偿的职工人数;二是确定补偿的基本政策,在明确划定补偿时点的条件下,可以对已经离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职工实行全额补偿,对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则根据工龄长短扣除已经缴费的年限进行不同的补偿;三是确定补偿标准,其依据包括现有离退休待遇水平(计算不变数)、现有的缴费水平、人均领取退休金年限及其他相关因素 (如待遇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养老金的保值增值等),按年度或按职工个人计算出所需补偿额度,最终形成这种历史欠账的理论总额度。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按责分账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国家既不能继续将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作为一笔糊涂账,也不可能完全由财政来消化这笔历史欠账。前者是因为对历史欠账若不划清责任并加以解决,便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导致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偏轨,甚者会造成新制度崩溃;后者则是各项改革成本事实上均是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分担的,养老保险改革的成本也不可能超越这种模式,尽管由国家单方面对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进行补偿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又几乎不具有现实性。因此,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历史欠账并按照一定的比例对责任进行分解,是较为理性的、可行的政策方案,其中政府无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主张明算账、细分账,并非是近年内立即清偿全部养老金的历史债务,而是在明确负担、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新制度良性运行所需要的现实成本及其地区、行业分布差异,让各级政府、企业和职工个人明了各自的责任,并通过有计划的、稳妥的、多管齐下的方案来化解。同时,还可以让部分老工业城市和国有企业的负担有所减轻,使劳动者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树立起足够的信心。可以肯定,如果从理论上阐清了中老年职工养老金的历史债务及其责任归属,计算清楚所需的补偿数额,采取多方分担、分级负责的方式,就能够妥善解决这种历史包袱,从而也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广覆盖要与制度

  多元化相结合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由现行的统账结合模式走向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与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组合,还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经作为国家社会保险改革进程中的一项既定政策,并且已在全国各地推行。但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扩大覆盖面的工作首先遭遇的就是费率偏高的障碍,尤其是随着非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失业率的持续上升,更使扩大覆盖面的工作不容乐观。对此,不应怀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广覆盖的政策取向,因为这既是世界性潮流,也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进步使然。应该考虑的是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广覆盖。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得到确立并带来经济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如果简单地将传统养老保障全面直接转制成一元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成本之高、阻力之大都将前所未有。例如,在城镇,公务员是否一定要与企业职工采取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尚未取得共识;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急剧增加,是否能够被覆盖进来,还是一个疑问。个体私营企业或者小型、微型企业等的雇员队伍年轻,但用同样的制度去要求,也会因现阶段较高的缴费率而使其成本剧升,从而必然导致其裁减雇员数量、加剧失业现象的不良后果;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在部分城市已经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乡村则因乡村劳动力的急剧分化和大规模的非农化、职工化,其养老保障社会化问题亦不可能被继续忽略。可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所面对的绝对不只是有城市户口并在正规国有单位就业的职工,而是包括公务员队伍、日益壮大的非国有单位职工群体、非正规就业群体和已经或正在职工化的乡村劳动者群体,以及乡村老年人口,面对规模如此巨大、层次如此分明的不同保障对象群体,在现阶段要想用一元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覆盖全体职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一元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更具公平性、更易操作,但现实条件却决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现阶段必须跳出制度一元化或单一化的圈子,多元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存也是一个必经过程。

  综上,政府宜以现行制度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的平台,在化解历史债务、降低缴费率的条件下,设计不同的制度组合来推进公务员系统及其他群体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有利于分散社会统筹基金压力过大的风险,并真正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创造条件。

  积极、主动地推进乡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家庭保障功能弱化趋势均十分明显,农村居民承包的土地虽然具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功能,但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况且,摆脱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格局代之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继续单纯地依靠家庭与承包土地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显然具有巨大的风险。而指望通过商业保险的途径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更不具有现实性,这由商业保险公司的营利性和市场性决定。即使是发达国家,也绝无高收入阶层还未普及商业人寿保险而低收入者却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先例。

  在农村居民对社会养老保障需求日益增长而传统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方式持续弱化而商业保险又无力消受的条件下,国家不能继续忽视农村养老保险,而是需要在回顾总结以往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方案,以便争取时间,消除农村养老问题可能酿发的社会风险。不过,在考虑和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农村居民职业身份的分化和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

  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置,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例如,对于那些已经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稳定住所的农村户口劳动者,应当通过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让其进入城镇相应的养老保险系统;对于在乡镇企业及其他非城镇企业单位工作的农村户口劳动者,可以考虑建立低水平的养老金制度(如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为参照);对真正的农民则可以稍后考虑。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

  建立独立的养老基金管理系统,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

  由于养老保险是积累性保障项目,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便构成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养老保险基金需要采取既审慎又积极、既封闭又开放的管理政策。

  一方面,应当对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单独管理。根据社会保险项目的属性,各项目所筹资金只能用于该项目,在采用基金制的条件下,养老保险更是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惟一需要长期积累的项目,它追求的是长期收支平衡;而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则以追求周期平衡或即期平衡为目标;同时,养老保险一般要求实行省级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统筹,目的在于确保这种保险能够适应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而其他保险项目却并非一定要如此。可见,对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单独管理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则是可行的。目前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因并未将基本养老保险所筹基金纳入进去,从而并不能替代单独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系统。因此,国家应当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可以设置中央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如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属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明确为中央一级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或改称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等,专管中央一级养老保险基金;在省一级同时建立相应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一方面作为中央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的直属机构,另一方面作为省一级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发挥双重作用。

  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投资运营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在国际上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要走这一道路,否则,就完全没有必要将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改革成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这是一种部分现收现付+部分完全积累模式,而非国际上流行的部分积累)或基金制。在目前基金规模不大、基金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成熟等现实条件下,采取以购买国债为主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在这方面,国家可以采取有偿运营额度限制的方式开展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试点,为今后养老保险基金的商业营运提供示范。值得强调的是,养老保险基金要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要与投资主管部门及投资机构加强沟通与协作,但也应当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公共后备基金,安全性的维护仍然是摆在首位的任务,也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责所系。因此,不能轻信证券机构的诱导,而要在理性、稳健之中掌握并使用投资工具。

  推动单位负责和市场提供的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

  建立多层次的老年保障体系,是分散养老社会风险、控制政府责任的重要条件。尽管多层次的老年保障体系不是近期内可以形成的,但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来逐步推进其发展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为此,国家应当在迅速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审慎地研究和制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政策,包括规定承办者的基本资格条件、明确国家财税可能优惠的额度、规范这一制度的一般运行程序以及风险监管机制等,以便使企业与非企业单位有章可循。

  与此同时,还应当充分发挥营利机构的作用,包括继续增加商业人寿保险公司的数量,鼓励保险公司公平竞争,对参与商业性人寿保险的个人减免领取养老金时的所得税(相当于免除利息税)以刺激投保欲望,使人寿保险逐渐成为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

  不过,现阶段在这两个层次上,政府不宜介入太深,推进力度亦不宜过大,而是应当让各个行业、各个单位自主发展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等),让保险公司通过市场竞争来发展人寿保险业务,切忌——刀切和拨苗助长。

参考资料: 中国老龄宣传网,济宁市中区教育网,世界老人之家网

怎样办理养老保险的多个账户合并?

在同一个城市里,养老保险可以自动合并。

养老保险两个帐户合并时,对于没有发生重叠的合并计算,发生重叠的部分由本人选择一个,另一个帐户属于个人缴费部分退还本人。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合并

办理条件:

参保职工在同一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账户。

申请材料:

1、《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合并申报表》;

2、合并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办理程序:

1、受理:个人账户处理岗位受理并审查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资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告之申请人一周之后在信息平台上查询合并结果;因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不予受理并当面告知理由。

2、办理合并:个人账户处理岗位在信息系统中办理个人账户合并。

3、复核信息:征缴岗位复核人员合并资料和合并信息。

4、资料存档:资料存档岗位将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整理、存档。

扩展资料:

养老金“并轨”:指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其目的在转机制,而非降待遇,改革可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适当调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弥补因个人缴费而增加的支出,维持改革前后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

双轨制——企业养老金和事业养老金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现在的事业养老金比企业养老金高出3倍左右,人们的呼声很高一致要双轨制并轨)。

2012年3月,这一制度在全国“两会”上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和热议,对当前的养老体制进行改革、取消养老金“双轨制”的呼声高涨。2013年12月,人社部确定养老金双轨制并轨方案。

2014年12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养老金并轨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何创新

新农保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计发办法,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新农保制度的这两个显著特点,强调了国家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要求,这是与老农保制度仅依靠农民自我储蓄积累的最大区别。

养老金财政支出政策有哪些?

一、国家层面的财税重大决策、法律和政策

1.中央深改组和中央政治局分别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央深改组和中央政治局分别于6月6日、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央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与财税改革,在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

  中央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中央强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部门间权利调整,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要求,增强大局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注重统筹协调,把握力度节奏,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2.预算法修订进入三审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3日分组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三审稿在完善全口径预算体系、细化预算公开、完善转移支付规定、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等方面都有较大进步。

  与二审稿相比,三审稿一大进步之处是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写入立法宗旨,且在监督政府花钱方面有所完善,如第13条明确了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的原则,有利于防止财政资金的滥用和浪费等。

  三审稿细化了预算公开规定,强调公开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等重要支出。此外,地方政府发债的放与不放一直是预算法修订的难点。三审稿拟适度放开地方政府举债的权限,但同时设立多道“防火墙”规范政府举债行为。

二、民生领域重要举措

3.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会议要求,要整合资源,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改进管理服务,做到方便利民。要严格基金监管,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让亿万老年人心中有底、基本生活无忧。

4. 中央财政今年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区域治理大气污染

2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PM2.5和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能源结构、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不断推出远近结合,有利于标本兼治、带动全局的配套政策措施,在大气污染防治上下大力、出真招、见实效,努力实现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逐步好转,消除人民群众“心肺之患”。

  会议要求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对煤层气发电等给予税收政策支持。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今年安排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制定重点行业能效、排污强度“领跑者”标准,对达标企业予以激励。完善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加大力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汽车。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核心技术攻关和相关产业发展。

5.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覆盖全国50%以上的县(市)

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今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继续加大投入,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医疗、医保、医药三联动,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使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资金保障可持续。一是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做好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建立医疗信息化系统,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二是加快公立医院改革。今年使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覆盖全国50%以上的县(市)。合理把控公立大医院规模,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为患者就近就医创造条件。三是有序放宽社会力量办医准入,在医保定点、职称评定、等级评审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减少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四是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稳定和优化乡村医生队伍,提高偏远、艰苦及少数民族等地区乡村医生待遇。五是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防止药价虚高。会议强调,医改是长期复杂的过程,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让人民群众共享医改红利。

6.支持小微企业和大学生创业就业

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减轻税负、助力小微企业成长的措施,提出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进一步较大幅度提高,并将政策截止期限延长至2016年底。

4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2013年底到期的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并加以完善。一是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业和人员范围限制。凡招用登记失业一年以上人员,均可享受税收优惠。二是提高征税扣除额上限。对从事个体经营或企业吸纳就业的,除国家给予定额税收扣减外,地方政府还可按规定再给予比过去更大的税收优惠。三是增加扣减税费种类,把地方教育附加纳入减税范围。四是简化程序,将税收优惠政策管理由审批改为备案,努力营造更好的创业就业环境。

4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在落实好原有政策的基础上,推出以下新措施:一是将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科技型小微企业招收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可申请不超过200万元的小额贷款,并享受财政贴息。二是启动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落实和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帮助更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开办“网店”的高校毕业生,可享受小额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三是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并办理实名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2年内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四是加大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帮扶,将现行只限于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的求职补贴扩大到残疾毕业生。五是国有企业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要在政府网站发布信息,对拟聘人员进行公示。六是简化高校毕业生在不同地域和所有制单位流动就业的落户等手续。

三、简政放权、支持创新、发挥市场作用方面的重要措施

7. 设立铁路发展基金

4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筹措和落实建设资金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设立铁路发展基金,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使基金总规模达到每年2000—3000亿元。二是创新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品种和方式,今年向社会发行1500亿元,实施铁路债券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三是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支持铁路建设,扩大社会资本投资规模。四是对铁路承担的公益性、政策性运输任务,中央财政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逐步建立规范的补贴制度。五是加强统筹协调,保证在建项目顺利实施,抓紧推动已批复项目全面开工,尽快开展后续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铁路投资稳定增长和铁路建设加快推进。

8. 大幅增加国家创投引导资金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5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大幅增加国家创投引导资金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会议决定,成倍扩大中央财政新兴产业创投引导资金规模,加快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善市场化运行长效机制,实现引导资金有效回收和滚动使用,破解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9. 建立涉企收费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部署落实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会议确定,一是正税清费。取消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的收费项目。把暂免小微企业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长期措施。依法将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项目并入相应税种。二是建立涉企收费清单管理制度,所有收费纳入清单,对外公开,接受监督。清单外的一律不得收费,清单内的逐步减少数量。三是清理规范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需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实行目录管理。严格规范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收费。四是新设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必须有法律法规规定。建立企业负担举报和反馈机制,严查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等行为。

10. 增值税四档征收率合并为一档,相关企业减轻税负约240亿元

6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4年7月1日起,将自来水、小型水力发电等特定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6%、5%、4%、3%四档征收率合并为一档,统一按现行简易计税办法,执行3%的征收率。每年将为相关领域企业减轻税负约240亿元。

11.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7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底,对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的纯电动以及符合条件的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公布车型目录。让更多人选择绿色出行,为可持续发展增添能量。

四、支持科技创新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政策

12.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作出重大调整

1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改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使财政科研资金突出助优扶强,流向能创新、善攻坚的优秀团队和符合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的项目,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一要把政府引导支持和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结合。财政资金积极支持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社会公益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搭配机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对市场导向类项目突出以企业为主体,自主决定研发方向、要素配置等。鼓励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既搞基础科研,又搞应用研究,促进科学与技术、科技与产业融合,推动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二要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公开透明的申报、立项、评审和批准制度,健全绩效评估、动态调整和终止机制。强化资金监管,建立科研信用“黑名单”制度,杜绝一题多报、重复资助等现象,消除行政化定项目、分资金的弊端,把资金用到刀刃上。三要着力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完善科研人员收入分配政策,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推进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鼓励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完善和落实促进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政策,落实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让创造性智力活动得到应有的回报,让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真正活起来。

7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决定,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选择部分中央级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允许试点单位采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位自主分配,更多激励对科技成果创造作出重要贡献的机构和人员,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

13.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2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求各级政府要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分类制定和落实职业院校办学标准,加强督导评估。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完善资助政策,积极推行直补个人的资助办法。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如何积极推动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

国家应出台相应产业,让这个养老成为一个行业,由国家进行买单,所有入住人员进行点评,按好评率进行费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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