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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金融与投资,如何理解当前经济?

日期: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收集编辑:理财产品排行

如何理解当前经济?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作者:李迅雷

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来的,即把全球各国(各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等级。从数学角度看,这四个级别的人口都应该各占25%,但因为世行是按国别来分类的,所以实际上不会那么严格去定义只有占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1个,低收入国家31个。

如今,OECD32个高收入国家加上非OECD48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也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国家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违反数学逻辑了?

有人认为中国到2022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否太乐观了呢?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刚性及货币的持续超发,世界银行一定会不断上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现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后呢,估计要提高到15000美元以上。再者,还得考虑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值因素,如果能够在自由兑换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比值水平,那么,未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至少能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

2017年中国的GDP总额占全球15%,人口占全球18.8%,相差近四个百分点,说明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再要寻找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前者是总量差距,后者是质量差距。

从数学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适用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远是一个相对数,未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要占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点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

经济周期——容易被证伪的古旧理论

如今,谈论经济周期的人比讲股市周期(牛市、熊市)要多。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很大一批投资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大家都去“数浪”,为当时的股市处在周期的哪个阶段争论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经很少有人去研究周期了,因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戏称“线越划越多,钱越赌越少”。即便是后来依据商业周期提出的美林时钟,事实证明也不太适合于资产配置。

经济学上的周期理论,其实也有老朽的感觉。从数学意义上看,所谓周期理论与回归分析法类似,即偏离均值幅度大了,就会回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由于政府干预较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这一致命缺陷,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如今,无论是哪种体制,政府干预都成为常态,周期被平滑了。

不仅经济周期被平滑,人类的生命周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生育年龄等都被大大延后,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还干预生育,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平滑经济长周期。

2009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的回升或企稳,其实都是政府强烈干预的结果。如果把政府干预当做经济周期的回升标志,不免有点牵强。2016、2017年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只有3.5%和3.2%,而基建投资增速分别高达17.4%和19%,实在看不出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上升期(所谓设备投资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C Jugla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相隔150多年,这么古老的周期观察是否还适用当今社会?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开放至今40年都没有过经济危机的国家,死搬硬套这些周期理论就更不合适了。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与新周期的乐观派相反的,又有所谓“逢八必跌”的悲观派,即98年有亚洲金融危机,08年有次贷危机;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机时间的计算提前了一年。

古旧的周期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还能大行其道,实质上就是这种理论简单粗暴,就像分析星座运势一样,适合于算命——这正是国人特别喜好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周五又创历史新高了,前段时间的“股灾”之说即刻就被证伪了。所以,观察期不同太短,取样不能太少,周期理论之所以屡屡被证伪,就是创设者或应用者在这两方面都不达标。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处在下行阶段,符合数理逻辑,因为体量越来越大,总有极限,即便增量不变,增速也会下降。

城市化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因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还有20%的上升空间。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80%,不给出时间,结论的意义就不大了。我发现大家在讨论城市化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维度:人口年龄结构。

因为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了500万左右,随后两年都继续减少;2016年进城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160万,2017年国内运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现下降。也就是说,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了,余下的就是本乡本土的城市化。

反观欧美日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但日本此后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缓慢。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较快,这与政策导向有关,但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全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今后外出农民工告老还乡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与1970-90年初东京等大城市人口下降有类似之处,日本城市化从75%跨入80%花费25年(1975-2000年)。

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不考虑政策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要放缓了。估计未来中国城市化率的水平应该在70%左右见顶,理由见《当城市化遇到老龄化》。

为何高层如此强调系统性金融风险

早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之后,无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其他重要报告,高层都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

为何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太担忧国内的金融风险;反而是在欧美经济复苏的时候,那么担心既然风险呢?这是因为10年前,美国的杠杆率很高,中国很低;如今,美国的部分杠杆率水平回落明显,中国则居高不下。

不少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维度去看杠杆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错位——未富先老。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降低全社会杠杆率水平。

回顾历史,大部分国家都是在危机爆发过程中实现去杠杆的,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因杠杆率过高而爆发危机,都因危机而降低了杠杆率。中国则是主动去杠杆,这正是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去杠杆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不去杠杆则注定会爆发金融危机,两弊相衡取其轻。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国王输了,国王问阿基米德要什么奖赏?阿基米德对国王说:“我只要在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按这个方法放满整个棋盘就行。”这看作是一个加杠杆案例,国王如果按此倍率加杠杆,即可就破产了。

若反过来去杠杆呢?国际象棋总共64格,在全部加满的情况下,如果只去掉最后一格,名义上只去一格内的米粒数量,实际上需要却去掉1845亿吨大米。也就是说,去掉一格的实际含义是杠杆率降低50%。这当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只是想说明去杠杆容易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就我国而言,社会杠杆率水平的快速上升,与“隐性刚兑”有很大关系,只要能打破刚兑,则杠杆率水平将急速下降,资产泡沫将迅速破灭,但随着而来可能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果把资产定价中的风险溢价用这个公式表述: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信用溢价,那么新三板的大跌原因在于流动性不足,即流动性溢价大幅上升;而信用债的风险在于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最近有些信用债大幅下跌,原因也是去杠杆背景下的某些金融控股集团的信用溢价大幅上升。

高层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站位高,看得更清楚。例如,近期两会期间,最高领导在山东代表团会议上就提出:”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交叉混业也是为了相得益彰发展主业,而不能是投机趋利。”这段讲话,对于当前那些获得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或是对已经深度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无霸和大型实体企业而言,可能要好好回味了。

2017年金融业对GDP贡献了7.9%,尽管占比已经回落,但依然偏高。当前,金融监管重点放在资产端,而中央最近又建议人大要重点监督政府的支出预算和政策的执行质量。说白了,监管已经从总量管理到结构调控,从树干监督到达细枝末叶了。

总之,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多个维度去思考,才能够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说的时间维度(时间权重、周期的本质、人口老龄化等)是一个重要维度,空间维度(象棋格子的倍数效应、观察高度等)也是一个重要维度。

在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已经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总产值水分最大,属于总量指标;1988-2017年,这30年基本上把GDP作为首要目标,GDP实际上是增量指标;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已经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所以,中国经济步入到追求质量阶段。

从总量到增量再到质量,这三个概念在数学上非常容易区分,但在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分析时,发现很多人把数学基础知识都忘了,宁愿相信奇迹而不在乎逻辑。

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到需要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小到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中国经济质量能够持续提升,而且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股价指数的走势是否应该看得更乐观些呢?因为股价指数是经济质量指标。美国的股价指数远超GDP增速,原因在于企业盈利增速和ROE的上升。

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质量,那么,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跨越,城市化率高低、GDP增速是否处在周期的上升阶段等都不重要了。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李迅雷:中国经济为什么不敢去杠杆

由于中国经济纯粹是吹肥皂泡,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和印钱支持内部疯狂投资拉动,因此中央无法治善效率就只好加大印钱去保持增长, 因为增长可以掩盖矛盾,因为对财富增长的预期可以让百姓以为只是自己能力追不上别人, 所以让人暂时容忍社会的分配不公,但是当增速下降,上位者不愿意穷奢极欲的生活被削减,下位者也发现了实质财富早已被上位者淘空,只有抢掠富人的财富才能生存,社会矛盾就难以调和了。 只有账面上的经济增长,才能对内和对外证明我党领导的光荣伟大正确嘛,否则现在腐败、自由、民主、环境、能源、福利、教育、科技、军事……各个方面都堪称乏善可陈,这要是在多党制的国家……

李迅雷:国人到底有没有钱消费 能否撑得起经济大盘

从去年到今年,消费类股票远远跑赢大盘,如属于大消费行业的医药生物板块和食品饮料板块的累计涨幅都比较大。但反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却在逐月下滑。在投资不振的背景下,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只能指望消费了。那么,消费能否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大盘呢?

消费占比提升的理论空间很大

如果用支出法来衡量最终消费(以下简称消费)对GDP的贡献,过去两年有所上升,达到53.6%,但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长期以来都在80%以上,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消费占GDP比重都在60%以上。道理很简单:全球资本形成(以下简称投资)对GDP的贡献大约在22%左右,余下的就是消费和出口了。

2017年中国的投资对GDP贡献仍达44%,约为全球平均贡献率的两倍。显然,中国高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是难以长期持续的。那么,未来投资与消费之间应该会经历一场此消彼长的过程。从2017年GDP的增速看, 6.9%的增速中,最终消费贡献了4.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了2.2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接近投资两倍。

从2011年至今,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行,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应回升,尽管消费增速也在回落,但回落幅度明显小于投资。例如,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6%,十年后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7%,但社消总额增速仍有10%。

比较中美之间的消费结构,发现美国的服务性消费要占到总消费额的6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的调查数据,中国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为50%左右,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性消费增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

中美最终消费占GDP之比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回落,消费升级显著。如在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和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比重会逐年提高,如1-5月份国内化妆品类的消费额增长了14.8%。

1978-2017年中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杨畅供图

从消费额的角度看,消费升级显然有利于增大消费额,如过去方便面的销量很好,这些年就出现负增长了,但相应地,送餐服务的消费额增长就比较快了,后者的消费额明显大于方便面。因此,尽管未来消费增速还会继续回落,但回落幅度会比较缓慢。

扩大内需面临两大障碍

内需包括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要扩大内需的原因,或是因为外需不足,或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今年4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时隔三年后重提“扩大内需”。调结构的大方向应该是降低投资比重,提高消费比重,因此,扩内需主要是要增加消费。

我认为,扩大消费内需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潜在内需下降;二是收入结构问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李迅雷:三大层面解析 中国经济将脱虚向实吗

10月份全国制造业PMI升至51.2,创出2014年8月以来的新高,在主要的分项指标中,生产、需求、库存、价格均回升,如此看来,第四季度GDP增速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与大家年初普遍预期的下半年经济增速回落截然相反。结合国家统计局9月份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企业经营数据,加上最近不少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强劲反弹的势头,似乎反映经济已经触底回暖了。中国经济真的就这么轻松地回升了吗?从投入的角度看PMI走强的因果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总产出的增长率,产出量取决于投入量,投入量越大,产出也应该越多,反之亦然。假如投入少产出多,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较高,或经济效率较高。衡量投入产出比的最简便方法是计算各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之比,这个占比在不断上升,从1992年的不到30%,到2006年已提高至50%,今年前三季度占比则达到82%,说明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今年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2%,其中工业投资依然低迷,增速只有3.2%,基建投资增速达到19.4%,明显高于历史水平。如果剔除基建投资的拉高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4.8%,这说明政府为了稳增长,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如果没有采取这种逆周期政策,那么,今年GDP增速维持6.7%的L型走势就不可能了。此外,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也成为经济增速不再下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5.8%,而去年全年的增速只有1%。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也与年初出台的推进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有关,即央行普遍下调了居民购房按揭贷款的首付比例。今年商品房的销售额达到8万亿,增速为41.3%。房地产投资增速和销售额增速的双双回升,带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众多产业的发展,如钢铁、水泥和建材行业以及下游的家具、装饰、家电等行业。因此,PMI数据的强劲回升与房地产行业一年多来的持续繁荣所带来的滞后效应有关,也与基建投资的高速增长有关,但这两大领域的繁荣又与政府的逆周期政策有关,如果政策刺激不再延续,或边际效应递减,那么,经济回升的持久性就值得怀疑了。高投入是否可持续如果中国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率水平都不高,那么,即便在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情况下,高投入也是可以持续的。问题在于,今年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率已经达到3%的所谓安全警戒线,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1-9月份财政赤字率为2.75%,全年超过3%的可能性很大。

经济学家李迅雷:中国房价还能涨多久

肯定会不断上涨的,原因如下:

1、中国经济增长是必然的,经济增长了,房屋价格能下跌吗?

2、房屋价格情况是这样的。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居民由农村向县城、县城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向特大城市流动的过程。而特大城市总是有限的,所以北京这些城市的房屋价格只能上涨。

3、大学毕业后,一般人都是留在大学所在地工作,很少有回家乡种田的,而大学一般都坐落于大型、特大型城市(副省级以上的城市),而中、小城市则很少,这就导致居民不断向特大城市流动,北京这些拥有大批高校的特大城市,自然房屋价格自然也就被推的高了。

4、人口净流出的都是中小城市和乡村。这就是为什么县城房屋价格不涨的原因。

5、我们在北京买房子,真正要享受的不是10万元一平的房子,而是北京的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区域核心城市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城市只能上涨,其他中小城市,房屋价格不高的。

李迅雷:目前看不到房价短期下跌因素

在动笔写以此为题的文章之前,我扪心自问,自己知道答案吗?确实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不就可以赚大钱了吗?但这不妨碍探讨中国房地产及其他资产价格长期高估的问题,从中找出哪些因素可能是促使估值偏高的主因,哪些因素可以成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诱因。

对价差的偏好重于对价值的偏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研究A股高估值现象,认为流动性溢价是导致估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一个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好,则溢价水平(期望回报率与无风险利率之差)可以相对低。股市中可以用换手率来反映流动性好坏。A股市场长期以来的换手率水平居全球主要股市之首,尤其是2015年的换手率奇高,主板换手率超过6倍(年交易额与平均可流通市值之比),中小板超过9倍,创业板则超过12倍。而且,创业板的估值水平高于中小板,中小板又高于主板。

今年以来,A股的换手率大幅下降,主板降至2.6倍,创业板也不足7倍,同时股价也大幅回落,但换手率还是高于全球主要股市的水平,A股剔除银行股之后,估值水平与全球主要市场相比仍然高出很多。

国内的房地产交易同样也是非常之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5.9%,由于没有获得全国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汇总数据,但应该也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从全球看,中国的房地产交易量也是最大的,仅北京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交易量就超过日本。

一个市场如果交易活跃,说明这个市场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过度活跃,则说明投机性较强,投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价差收益,股市、期货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股市换手率如此之高,本质上是短线投机,目的是为了获得价差收益。而购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住,另一个则是同感投资来获利。国内居民家庭在资产配置上,大约三分之二配置在房地产上,远高于大部分国家居民的房地产配置水平,这也说明国内居民对房地产投资的偏好远胜于其他金融资产,同时,房价高估问题也必然存在。

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访谈中说,“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同时,他也首次提到“房地产泡沫”,表明了高层对于高房价的担忧。

对获取价差的偏好,与交易的偏好是一致的,这是否与东亚国家的文化特性有关呢?比如,全球金融中心都可以看成是交易平台,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就有东京、香港、新加坡(属于华人圈)和上海、深圳等。此外,澳门的博彩业收入也是全球第一,远超拉斯维加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BAT,实际上通过做大平台来确立它们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国企品牌的超强企业屈指可数。因此,中国人对于追求价差的偏好,或是大于创造价值的偏好。

“隐形刚兑”普遍化抬高资产价格

刚性兑付不仅存在于信托产品、企业债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领域,其他资产如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隐形刚兑”现象。比如,壳资源价值的存在实质上就是“隐形刚兑”,即再差的壳公司也会因为有潜在资产注入的可能性,从而维持较高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水平。中国股市26年来,退市的公司屈指可数,小盘绩差公司的平均涨幅远大于指数的涨幅。

那么,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隐形刚兑”呢?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比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现象长期存在,如果按照市场化原则降价销售,库存是可以化解的。但事实上,当地政府会干预房价,前期购房者也会反对降价出售。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在商品房的销售方面存在多重约束。

然而,最大的“隐形刚兑”还是来自政府部门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比如,2010年就推出房产税的试点,迄今仍未实施。今年年初,为了推动房地产去库存,还降低了首套房的首付比例。为何政府一定要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呢?这是因为,房地产投资能够带动的行业最多,如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家电、家具等,而且房地产投资在商品房销售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带来可观的现金流回报,而目前基建投资的现金流回报很少,但债务的增长却很快。这也是为何PPP项目推进较难的原因。

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购房者采取银行借贷方式购房的,只占所有购房者的1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目前房地产按揭贷款余额占住宅总市值的比重只有10%左右,这也是非常低的。因此,在居民杠杆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鼓励居民购房是可以让居民加杠杆、企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且这是有空间的,不过,前提是房价不能出现大跌。

由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政府的力量还是比较大,因此,“隐形刚兑”其实就是降低了市场信用风险,使得信用溢价水平大幅降低。尽管政府一直试图打破刚兑,但就目前体制而言,似乎并不支持打破刚兑,更何况在稳增长的既定目标下,必须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低利率,同时财政政策也必然是积极的。

汇率可控、通胀温和之下房价可撑

2016年年初担心两件事,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通胀跃升。目前看,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贬值的主动权在央行,所以,近期随着美国加息预期的上升,央行趁势下调人民币汇率。因此,尽管人民币贬值预期长期存在,但资本大量外流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二是通胀看来是温和的,年初蔬菜和猪肉价格的上涨还是属于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既然通胀压力不大,那么,货币政策收紧的概率就低了。只要利率不上行,那么,对房价就不构成利空。

从我的判断看,央行会采取渐进式贬值的方式来调控汇率,或是退三进二,温水煮青蛙,同时也打击投机资金,使得投机资金无所适从。这样做的好处是降低国内外汇流出的总规模,同时又能使得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逐步增加,从而缓解贬值预期带来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从目前看,本轮人民币贬值并没有引发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震荡,说明在资本管制的条件下,渐进式贬值的路是走得通的,对经济的冲击也会比较小。同时,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小幅贬值及温和通胀,都会对房价有支撑作用,因为持有房地产也是应对通胀和贬值的一种保值手段,前提是资本不出现明显的外流。

为何在货币供应量长期超发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严重通胀呢?据我的长期观察,CPI与M2之间的关联度不大,却与GDP的关联度较大。目前的情况是,为了避免GDP增速的下行,采取了货币扩张手段来稳增长,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赶超战略,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投资增速超消费增速,名义GDP的增速超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这才是导致目前M2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剪刀差扩大的原因,也是CPI起不来的原因。

有管治的市场经济可降低危机发生概率

纵观90年代之后全球经济,爆发全球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的频率比之前历史上降低了很多,原因在于主要经济体都加强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采取了逆周期的政策。相对而言,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政府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西方国家更大。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如经济增长中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同样,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企业的效率整体较高,但抗危机的能力较差;而行政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企业的效率整体较低,但抗危机的能力较强。如在过去20年中,日本和美国均发生过两次经济衰退,但法国却没有过。同样,中国也没有发生过。

(以上回答发布于2016-05-31,当前相关购房政策请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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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大金融大作手的操盘手培训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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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参加过的人反馈说挺好的,课程挺细致。

注册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具体如下:

1、注册制对市场影响有四大利好,一大利空。长远来看,注册制将减少为权力寻租买单,减少波动,强化价值投资,这对中小投资者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其损失。  

2、利好:  

一、核准制是存在制度缺陷。

当一些人或部门手握“谁可以上市”“谁先上市”的大权时,不可避免会引发权力寻租现象,这些权力可能会被转化为个人利益。最终,谁为这种昂贵的“审批权力”买单?绝不是上市企业,而是中小投资者。这就好比,谁为出租车的牌照,为“份子钱”买单?普通乘客呀。所以,核准制隐藏着对中小投资者的“暗中掠夺”的不合理机制。如果不实施注册制,无法谈投资者保护。  

二、注册制可以有助于将资金引流到实体经济,有助于“万众创新”。 在很多人眼中,股市仅仅是让上市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与其他企业无关,与经济无关。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因为审批制及上市难问题,A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市场,股市走牛也只是让壳资源更抢手,更稀缺。如果实施注册制,那就不同了。注册制让风投、创投有了更便捷的退出机制。有了上市预期,A股的高估值将会吸引大量的资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进入中小微企业,投资和服务于新经济。这种市场化的资金导流,打通股市和经济的“任督二脉”,显然比任何政府的扶持政策更有效率。  

三、让A股由赌场向市场转变,减少毫无意义的壳资源炒作。我们知道,核准制的结果是壳资源稀缺,而不是投资资金稀缺。其结果是,很长时间里,一堆资金围着壳资源乱炒一通,在5000点的时候,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达到120倍以上。这其实就是赌场,我想不出这些炒作资金对经济的任何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赌场中,价值投资成为空话,中小投资者大多为输家。  

四,增加市场稳定,减少大幅波动。对于上一波股灾,有很多人认为是股灾拖延了注册制施行。其实不然,笔者认为是注册制的拖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股灾。暴跌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短时间内暴涨,因为泡沫。我们知道,在严格的核准制下,企业上市的节奏肯定跟不上杠杆资金入场的节奏。如果注册制早点推,如果股票供应与杠杆资金入场保持更好的市场动态均衡,可能就不会短期暴涨暴跌。

3、另外,除了核准制,T+1及涨跌停板也会助涨助停。笔者认为这都是A股长期大幅波动的根源,务必要引起重视。  

4、利空:  

因为目前的股票价格是有壳资源溢价的,也就是含有“审批权力”的价值。如果推行注册制,部分股票,特别是中小市值股票的价格会受影响。这个原因完全可以理解。这就好比,手里如果持有出租车牌照的人大多会反对完全市场化且无需牌照的专车。

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频现该怎么解决?

近一段时间以来,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加速暴露,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团接连出现债券违约,引发了市场的担忧。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债务违约,体现出金融与政府债务双重监管大背景下,一些企业自身经营和财务控制能力出现了问题,债券市场的风险整体仍然可控。

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频现

潮水退去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近期,信用债市场风险加速暴露。5月28日,中德证券发布公告称,“16凯迪01”、“16凯迪02”、“16凯迪03”持有人会议于近期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要求发行人提前清偿本期债券的议案》等5项议案,未通过《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并由债券持有人承担全部费用的议案》。

而在稍早之前,则出现了企业发债10亿元几乎全部流标的情况。5月21日,东方园林发布公告称,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15亿元的债券已经获批,原本计划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仅0.5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在信用收缩的大环境下,资质较差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加大,这可能将继续加快相关信用风险的暴露。

WIND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发生至少19起债券违约事件,涉及发行主体11家,合计债券余额为176.04亿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团、大连机床、丹东港、亿阳集团外,新增违约主体5家,分别为上海华信、富贵鸟、凯迪生态、神雾环保和中安消。与2016年不同的是,本轮违约多集中在民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发了市场对风险蔓延的担忧。

中金公司认为,本次“违约潮”并非事出偶然,本轮债务违约加速受去年底来融资环境收紧所驱动,尤其是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非标资产快速回表为地方政府与民企的资金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多项去杠杆宏观政策叠加,包括财政支出放缓、地方政府融资及基建投资监管趋严,表内信贷额度偏紧等,也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压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记者表示,这一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所致。由于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违约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形势相对较差的地区。从行业来看,违约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临较大行业分化和环保压力的传统产业。

上市公司发债热情高涨

Wind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上市公司信用债发行规模已达4465.34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979.41亿元,增幅高达355.92%。大幅攀升背后,上市公司偿债压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债规模已达28188.96亿元。其中,年内偿债规模将达5436.61亿元。即使扣除年内发行的短融,偿债规模仍达3666.11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按照细分行业分类,房地产发债规模最高,达到了864.9亿元,紧随其后的是电力能源行业,达到了831.9亿元,采矿行业发债规模也达到了215亿元。这三类行业发债规模占上市公司发债总量的比例达42.81%。Wind统计显示,在年内上市公司债券到期情况方面,包含多个细分行业的制造业到期债券规模为1761亿元,其次为电力能源行业,到期规模为822.6亿元,房地产行业为717.86亿元。

东方金诚评级公司首席分析师苏莉认为,强监管下发生的信用收缩对债券发行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融资成本和再融资难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对“借新还旧”过度依赖的企业冲击较大。具体来说,部分负债高企、盈利能力出现显著下降的民营企业或较为边缘化的国企,尤其是处于产能过剩领域企业或成为信用风险暴露的集中区;部分面临债券到期和回售压力的房地产企业,在再融资难度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新的违约主体。

另一方面,公开信息显示,年报公布后,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关注。以飞乐音响为例,5月18日,上交所对其下发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问询函要求该公司结合业务构成、资金使用安排、经营情况,说明报告期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并要求上市公司结合短期借款规模、流动资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尽管债券违约事件时有发生,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仍然整体可控。李迅雷强调,从违约金额来看,信用债违约金额比例还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远远低于目前银行的坏账水平,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李迅雷表示,从金融监管角度来讲,要打破刚性兑付,所以不排除接下来还有不少公司出现违约。他指出,应当要有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意识,做好预期引导。

中信证券则认为,近期频繁爆发的信用风险事件,各家主体违约的导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风险的积聚与爆发不在货币政策或流动性环境,而在于自身经营和财务控制能力。在稳杠杆和防风险目标下,预计原有风险处置将更加温和,防范新风险积聚。未来信用风险总体会更为缓和,但结构上低评级主体仍然面临一定风险。

中金公司建议,在政策层面,要遏制风险蔓延,短期内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及较稳定的政策预期,保持社融增速环比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有助于稳定总体融资条件及总需求,同时尽快颁布资管新规的执行细则及过渡期的安排也有助于“非标”资产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风险。中长期制度建设方面,金融去杠杆不能“单兵突进”,平稳去杠杆需要财税体制改革及低质量信用资产平稳退出机制等方面的配合。

苏莉认为,近期及后续可能出现的违约案例是我国信用债市场去除刚性兑付面纱之后呈现的信用风险本来状态,信用风险的还原和释放将促使信用债市场回归信用风险定价的本源,引导投资者理性平衡信用风险与收益,有助于消除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不过,在相对集中暴露信用风险的阶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机构集体非理性和踩踏效应导致风险传染性加剧。建议债券市场投资者提升信用风险识别和组合管理能力,对债券风险的暴露制定应对预案,冷静应对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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